厦门劳动合同律师

□旭灿律师事务所 菅峰
在行驶中和一辆摩托车发生碰擦，导致摩托车后座上的乘客跌落并被拖行12米后死亡。虽然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，也全额赔偿了被害人家属，本以为可以获得缓刑，但到法院准备开庭时，却被带上手铐收押。法院认为，拖人12米致死属于 “情节恶劣”，有可能判处实刑。
案卷材料只有薄薄的几页，该如何展开辩护呢？
开庭前他被戴上手铐
交通肇事案件在刑事案件中是很常见的类型，由于该罪名量刑大都是3年以下，最高也不过是3年到7年的刑期，因此很多律师对这类案件缺乏兴趣，对有关证据的研究不够深入。同时，因为这类案件基本都是以交警的 《事故责任认定书》为依据，尽管法院有权重新认定事故责任，但在实践中法院重新认定事故责任的并不多见，办理这类案件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也不大。
2005年我还在江西执业，当我接到这起交通肇事案件被告人委托的时候，原本也是抱着这种想法。
根据检方的指控，被告人赵国强（化名）驾驶货车超越受害人乘坐的摩托车时，两车发生碰撞，受害人被货车拖拽致死。事故发生后，交警认定赵国强负全部责任，他已经将赔偿款及时足额地支付给了被害人家属，并已经办理了取保候审。我感到，依据同类案件的处理情况，法院考虑到以上这些情形，判处赵国强缓刑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。
但是，当我陪同赵国强来到南方某城市的法院领取开庭传票时，刑庭的法官突然宣布对被告人实行逮捕，而且当场就戴上了手铐。
虽然，在开庭前将取保候审的被告人收监也是正常的，但我还是感到有点意外，并当即向法官提出继续取保候审的要求，遭到法官拒绝。
法官告诉我：鉴于赵国强驾驶的货车与受害人乘坐的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时，受害人被货车拖拽12米导致其死亡，法院认为这属于情节比较恶劣，很有可能判处实刑而非缓刑，因此不予取保。
我当下判断，案件有往不利方向发展的趋势！
查案卷责任认定存疑
形势发生急剧逆转，我该怎么办呢？
我仔细审查案卷，发现检察院移送法院的材料十分简单，除了被告人赵国强和摩托车驾驶员各一份供述外，只有被害人的尸检报告和交警的事故认定书。
我留意到，被告人赵国强曾辩解说，他并没有超车，而且对方摩托车上的两人都没有戴头盔。
我马上想到，如果受害人的致死部位是头部，那么或许可以对方未戴头盔来减轻赵国强的罪责。
但是根据尸检报告，受害人死亡原因是 “钝性外力作用于胸腹部、左上肢致创伤性休克死亡”。这就意味着，未戴头盔非但不是导致交通事故的原因，和受害人的死亡也没有直接关系。
晚上独自一人住在当地的酒店，我完全无心看电视，手里捧着薄薄的几页案卷材料苦苦思索着。案卷材料提供的信息量非常有限，一时间无从下手。双方对于是否超车各执一词，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相？在双方说法相反，又没有目击证人的情况下，交警凭什么采信摩托车驾驶员一方的 “货车超车”说法呢？
反复查看笔录我注意到，在交警对被告人的讯问笔录中有这样一段问答。交警问： “若你在本起交通事故中负有责任，那你所应承担的经济赔偿由谁支付？”被告人回 “由保险公司支付。”
这段问答虽然看似平淡无奇，可我总觉得有点耐人寻味。是不是交警出于同情死者的考虑，在做出事故认定的时候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呢？
细思量碰撞痕迹关键
虽然我对交警作出最终认定的依据有所怀疑，但任何推测都是缺乏说服力的，关键还得看证据。证据在哪里？双方各执一词，案卷中又没有证人证言，只有通过现场的痕迹来进行判断了。
根据当事人的讲述，两车之间发生了碰撞。既然有行驶中的碰撞，就一定会留下痕迹，通过痕迹能不能判断被告人是否有罪，罪责大小呢？
我发现，从法院复印出来的案卷里并没有现场的痕迹照片，这些材料应该在公诉人手里，我必须去检察院阅卷。
静下心来，我先仔细分析了超车时可能会留下的痕迹。虽然货车与摩托车当时都处在运动中，但是既然要超车，其中一辆车的车速必然要高于另外一辆车，相对而言，另一辆车就是处在静止状态。这样的思考，让我仿佛又回到了中学课堂，记得那时在物理课上就学过关于 “参照物”的理论。
接着，我假定是货车超越摩托车，那么两车相撞时，在货车和摩托车上分别会留下怎样的痕迹呢？由于货车的车头首先与摩托车接触，那么其着力点应在前方，痕迹的运动方向应当朝后，随着力度减弱而逐渐消失，应该是有点类似彗星的轨迹。
这种情况下，摩托车与货车发生碰撞的部位，比如后视镜、左把手面向驾驶员的一侧应有摩擦痕迹。
反过来，如果是摩托车超越货车，那么货车上痕迹的运行方向正好相反，而摩托车上的摩擦痕迹应当出现在后视镜的背部和左把手的前端。
做试验庭前整夜难眠
为了验证自己的观点，我拿出香烟盒与打火机模拟货车与摩托车的碰擦情况，还下楼买来一盒火柴进行试验。
我让火柴盒代表货车，火柴棍代表摩托车，观察火柴棍与盒子摩擦留下的痕迹。火柴划掉了好多根，结论竟然与我所想的相反，末梢的痕迹反而更重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直到一盒火柴差不多被我划完，才总算想通了：火柴燃烧的原理是摩擦产生热量达到燃烧点，其末梢部位的热量高于最初接触的部位，因此末梢部位留下的痕迹比最初接触的部位要明显。如果是其他物体之间的碰撞，毫无疑问应当是速度较快的物体身上留下的擦痕呈彗星状，头部朝前。
我一个晚上都在思考这个问题，几乎一夜难以入眠，第二天一早，我就赶到检察院阅卷。
拿到案卷，我迫不及待地翻找现场照片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货车上有好几处擦痕，其中最重要的是车门上有一处手臂和三根手指的擦痕，明显是在高速运行状态中留下的痕迹。手臂擦痕前低后高，尾部是三根手指留下的痕迹。我分析，这是乘坐摩托车的受害人留下的，刚开始受害人的手臂与货车车门接触，然后她伸出手指去扶车门，最后身体失去平衡而倒下。
细分析证实先前推测
此外，我发现还有几处痕迹可以说明问题。货车右前门有一道明显的彗星状擦痕，尾部在前，头部在后。货车车门与挡泥板之间有一道细长的擦痕，呈哑铃状，两头重，中间轻。但是，相对而言，痕迹较重的在后部，头部虽然有明显擦痕，比尾部的擦痕要轻很多。
接下来看摩托车上的擦痕。后视镜已经碎了，但正面并没有明显擦痕，反倒是后视镜的背面有明显擦痕，这说明摩托车的后视镜背部与货车有碰撞。在怎样的情况下摩托车后视镜背部会与货车发生摩擦呢？只有摩托车超越货车的时候才可能留下这种痕迹。
但是，我又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。摩托车的左把手朝向驾驶员一侧有着很明显的摩擦痕迹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再仔细翻阅案卷我注意到，摩托车的左把手不仅是驾驶员一侧出现擦痕，整个左把手的四周都有轻重不一的擦痕和货车油漆，而货车上的这个部位正好是挡泥板与车门之间的缝隙。
于是我得出结论：两车在交汇的时候，由于摩托车的左把手卡进货车挡泥板缝隙，两车有很短暂的胶着状态，在这个时候，由于力的作用，两车互相挤压摩擦，以至于在货车车门上留下哑铃状擦痕，而摩托车左把手四周都有擦痕也得到了解释。
从现场痕迹分析，认为应该是摩托车的车速快于货车，因此，超车的是摩托车。
做算术得出拖行时间
在仔细翻阅现场照片后，我又对法官提到的受害人被货车拖拽12米这一 “恶劣”情节展开了思考。
确实，死者的照片惨不忍睹，拖曳12米听起来也很严重。但 “12米”只是一个枯燥的数据，这12米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
做过了物理题，接下来我只有做做数学题了，虽然从小我就最讨厌数学。
根据被告人赵国强的供述，自己当时的车速是每小时30公里，假定其陈述是真实的，那么， 30公里除以60分钟再除以60秒钟，货车当时的速度应当是每秒8.33米。也就是说，从被告人听到碰撞声，到他刹车停下，这12米的距离他只用了1.44秒的时间。即便赵国强的陈述对车速有所 “保留”，依照事发地的路况，我假定他的实际车速为每小时40公里，那么他也只用了1.08秒时间就停下车了。
因此，我认为这一数据并不能体现出被告人的 “恶劣”，反而体现出被告人及时采取了制动措施。
同时我也怀疑，一辆时速为每小时30至40公里的货车，是否有可能超越一辆行驶中的摩托车？除非这辆摩托车的速度更慢。可是，如果两车都以这样的低速行驶，怎么可能出现如此严重的交通事故？
我认为，被告人作为一名从外地驾车途经当地的驾驶员，又是在临时改道的公路上行车，路况非常陌生，超越摩托车的可能性极小。而摩托车驾驶员是本地人，带着受害人兜风吃夜宵，两人都没戴头盔，根据本案证据和常理，摩托车超车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货车。
庭审后获得缓刑判决
虽然我认为交警的事故认定很可能是错误的，但现在的情况是：受害人家属早就拿着几十万元的赔偿回老家去了，如果判决被告人无罪的话，我们是以 “重大误解”为由要求受害人家属退回赔款，还是以交警认定错误而找交警要钱呢？被告人被逮捕期间的国家赔偿如何处理？法院会让本案留下如此多的后遗症吗？
我和被告人及其家属反复商量，最后决定，对本案存在的疑点我要当庭向法官指出，但同时，我们并不要求推翻交警的事故认定。如果法院最后判处实刑，在上诉的时候再孤注一掷，彻底否定交警的事故认定。
我很婉转地将本案存在的疑点和我的意见告诉了本案审判长，他也认真倾听了我对交警事故认定的意见。
几天之后，案件开庭审理。在法庭上，我又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，提出了我的疑问。公诉人问我：你是否做的是无罪辩护？我苦笑着回我只是提出自己的观点，请法院依法判决。
半个月后，我收到了法院寄来的判决书。
细细品味判决书，不由得看出了一丝奥妙。
对比公诉机关的指控与法院 “查明事实”之间的细微差异我发现，公诉机关的说法是 “遇同方向由被告人赵国强驾驶的赣xxxxxx号重型特殊结构货车从其左侧超越”，而法院的认定则是 “在其左侧行驶”；公诉机关认为事故原因是 “因未与被超越车辆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”，而法院的认定则是 “因两车未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”。同时，法院把交警对事故责任的认定结论略去不谈，对我关于责任认定的置疑也略去不谈。
对于这样的判决，我是这样解读的：
首先，法院对于被告人超车的事实没有认定，而是语焉不详。这等于默认了摩托车超车的事实。其次，法院对于事故原因也做了修正，把被告人 “未与被超越车辆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”换成 “两车未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”，虽是各打五十大板，但并无谴责被告人的意思。
在判决书的最后，法院依旧认定被告人交通肇事罪成立，判处一年半有期徒刑，缓期两年执行。这是当事人可以接受的结果，当然，并不是最好的结果。但这就是刑事辩护中常常会遭遇到的 “现实”。
是一意孤行追求最好的结果，还是尽力争取对当事人有利、当事人可以接受的结果，这是刑事辩护律师经常需要面对的艰难抉择。

来源: 厦门劳动合同律师